2020 年 6 月，世界经济论坛与国际咨询管理公司奥纬咨询合作发起了“为未来净零排放转型提供融资”的倡议，旨在为加快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突破性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世界经济论坛在此倡议基础上形成了报告。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危机， 到 2030 年，全球每年需约 4-5 万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比现有投资水平增加三倍多。能源转型和工业脱碳都需要突破性的脱碳解决方案 , 而这些突破性技术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尚不成熟，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新投资来支持它们的商业规模部署和测试。个别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并不能解决潜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为解决存在的重大投资缺口，有必要共同设计以创新融资方式、经营方式以及降低风险措施为重点的解决方案， 从而加快资金部署， 加快实现碳减排所需突破性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一、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融资挑战

（一）对转型融资的需求日益增长

不同行业实现净零排放转型的速度各有不同。重工业和重型运输行业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25%，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可能会翻一番。由于重工业和重型运输行业的替代性技术均处于早期阶段， 替代现有资产和流程所需成本较高。因此，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来扩大突破性产品和工艺， 使之能够有效地与现有高排放替代方案竞争。

公众支持通过市场定价机制来部分实现绿色和棕色技术之间的公平竞争。如政府支持建立如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市场定价机制。当生产者开始对碳成本和外部效应进行定价时， 这种机制将有助于吸引资本投入。但如果缺乏全球性的调节机制，在碳减排技术仍不成熟的情况下，基于碳估值的突破性技术将不具有竞争力。因此，必须利用其他临时性机制来促进融资，推动突破性技术的发展。

钢铁、航空和航运等行业因转型产生的投资机会巨大。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钢铁、航空和航运等行业实现净零排放开辟了重要路径， 而这些行业的碳排放总量占年度总碳排放量的 15%，实现净零排放转型所带来的的投资规模巨大， 每年可创造出 0.8-1.1 万亿美元的投资机会。

（二）资本流动明显增加

金融在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资本流动上升趋势明显增加。2021 年上半年，可持续贷款总额为 3214 亿美元，创上半年历史最高纪录。根据彭博社数据，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额约为 5010 亿美元。而 2021 年上半年， 发行了约 5520 亿美元的可持续金融债券， 同比增长了 76%。与此同时，金融业也提出雄心勃勃的净零排放承诺，形成合力。主要的多边开发银行对气候融资和转型融资机会作出重要承诺，8 家机构承诺提供至少 660 亿美元气候融资。私营部门方面，250 多家机构管理的资产超 80 万亿美元， 他们通过格拉斯哥净零排放金融联盟作出承诺， 到 2050 年， 其投资组合将与净零排放路径完全一致。

尽管气候相关领域的投资明显增多， 但其投资规模和覆盖范围的目标尚未实现。2020 年，对关键脱碳解决方案，特别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氢能和生物能源等方面的总投资额仅为 160 亿美元。过去十年间， 尽管全球能源转型投资从2010 年的 2350 亿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5000 亿美元，但在未来十年，对这些关键突破性技术的投资必须以数倍增长。因此，为解决极有可能出现的投资缺口， 当务之急是采取有利的公共政策， 促进整个市场中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行动。

工业脱碳所必需的创新清洁技术并未获得足够的投资。约 90% 的资本流动均属于投资级。但实际上，中小企业等非投资级企业更需要大量的融资， 而目前远未得到满足。气候相关债券还严重偏向于运输行业，全球 70% 以上的债券是由运输企业发行。在运输方面，大型铁路企业承接了 90% 以上的运输量，而不是航空、航运和公共交通等更需要转型融资的子行业。这表明，当前的融资需求与资本流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匹配。

具体而言，几项突破性技术正处于开发的第二阶段——试点项目和早期部署。

在成熟阶段， 仅依靠资本市场是无法切实提升突破性技术。要降低生产成本和绿色溢价以提高转化能力， 就必须整合具有不同风险回报特征和期限的资本， 包括公共资本、慈善资本、低于标准的债务和公共资本提供者以及以使命为基础的机构股权等。

（三）主要原因

1、资本供需机会分布不均

回报与风险水平不相称。在许多试点项目中，由于存在高资本需求、高技术风险以及生产投入产出价格普遍波动等因素，各家金融机构不愿冒着较低的回报预期为这些机会融资。

提供的债务融资期限与融资需求不匹配。考虑到资本处理压力和更广泛的风险偏好，为巨额债务融资的银行平均融资期限相对较短，为 5 至 7 年。然而， 许多项目需要的是长期融资，因为其建设期长，且运营增长缓慢，无法达到盈利水平。

可持续脱碳基础设施融资流动性有限。许多项目投资缺乏流动性，特别是早期验证项目。因此，在缺少合适的证券化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这类投资存在流动性风险。但由于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证券化市场尚未建立，这类项目的融资需求从 10 年到 20 年不等，造成了项目融资需求与基础设施投资者的平均预期不匹配。

长期机构投资者承担的信托责任导致其不愿承受重大风险。养老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长期机构投资者担负信托责任，因此他们不愿在缺少消除风险措施的情况下承受重大风险， 而通常会寻求风险较低但收益稳定的项目。但此类碳减排投资所涉及的风险水平高， 很难保证稳定的回报。

2、高利润率的项目有限

从需求角度来说，投资者表示缺少高利润率项目机会，且项目储备有限。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投资者不愿投资高风险性项目， 但更关键的原因是企业自身建设需求有限。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混乱，导致许多减排困难行业企业资金紧张，同时，这些行业生产投入成本高， 难以获得“先发优势”。因此，企业可能会选择将项目推迟， 直到关键性投入的价格下降并保持稳定。也就是说，由于金融机构能力和资源的限制， 他们倾向于投资现成的项目组合， 而不是特定项目融资，因为后者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进行前期团队的培训。

3、政治和监管的不确定性

由于大多数地区政治上存在不确定性， 政府会权衡实施碳税或绿色燃料授权政策等进步政策可能面临的后果与影响。政治反复的可能性会导致资产搁浅的风险增高。此外，目前的短期政策和激励方案也带来了供需的不可预测性。因此，投资者无法有效对冲长期投资的风险，也就不愿在此类机会上投入大量资金。

在监管方面，由于缺少协调一致的框架， 也给投资者增添了进行绿色投资的顾虑。同时，由于缺少关于“绿色活动” 和“绿色技术”的明确标准，以及气候相关投资的定义和指南，也阻碍进一步的投资活动。

各地政策和框架的不一致性，也可能会阻碍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绿色债券发行量的激增并没有出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债券发行量不到 20%。随着全球能源供应的扩张， 对合理转型的需求只会持续增大。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限制资本流向最需要突破性技术的地区。

4、数据和路径清晰度不足

在创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投资者缺少用来制定融资策略的关键数据和信息，包括新机会减排潜力数据、具体的行业转型计划、类似投资的过往业绩数据以及与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不一致或不完整等。所有行业均未形成公认的转型路径，投资者需要识别“不成熟技术”。由于投资者在选择解决方案时可能会存在分歧，也就降低了融资的可扩张性。

二、建立由赋能生态系统支持的创新蓝图

基于突破性技术的项目具有相对较高的风险特征， 这主要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该领域的投资对风险极为敏感。在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中， 风险的演化取决于是否设立能够提高项目可融资性的机制。这些机制主要在项目或资产层面将突破性技术的财务可行性风险与被资助方的融资风险分离开来， 并可基于以下两个组成部分来设计：一是建立资本融合蓝图， 要求资本提供方各自发挥自身作用， 与风险回报框架和融资目标相一致。二是建立变革性的新商业模式，可有助于扩展每一项突破性技术。

（一）金融机构

私营部门可采取多种方式参与融资和降低投资风险。零净排放承诺和切实的转型融资承诺有助于明确目标和计划， 同时为减排困难部门、交易方和创新解决方案提供专用资本。此外，设计新的可持续性产品可促使资本投向可持续性影响最大的领域。

银行已为绿色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融资。随着气候债券和证券化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未来预计银行将继续提供大部分债务融资。但是，银行不可能承担全部的建设风险， 或是提供更长期的融资。这就需要丰富资源来源渠道，否则必将出现投资缺口。

在这一背景下，资产管理者所持有的大量机构资本可发挥重要作用。保险公司可将融资与去风险化措施相结合，在项目层面，尽早参与转型和可持续技术相关的工程， 以及技术提供方的性能保障，对项目的融资非常重要。保险公司也可通过提供建设、运营业绩和回收的保证债券来保障履约。从信贷、政治和绩效风险的角度看， 保险公司在通过承保风险帮助获得股权和降低债务资本成本方面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该作用应当被扩展到创新气候解决方案上，这是一个目前服务不足的领域。

（二）产业

企业可采取具体行动来获取更多融资。他们可通过建立严谨的项目架构和创新经营模式来提高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来确定能够产生规模经济的杠杆， 从而降低创新成本和相关的绿色溢价。一些企业考虑开发可提供公共服务的项目组合， 从而使需求变得多样化。在这种商业模式下，企业可通过出售副产品（ 如合成气） 和联合生产互补产品（如生物柴油），来进一步巩固现金流。并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包括设备性能保证、性能评估和聘请独立技术公司（如工程、采购和施工承包商等） 来认证和验证基础技术及其环保资格， 进一步提高吸引力。企业客户（如绿色汽车制造商）可通过签订合同来降低收益的不确定性，包括长期承购协议（客户和生产商承诺销售和购买固定数量的产品的合同安排）、收费结构（设施所有者提供付费服务）、基于可用性的支付（ 根据设施在指定性能水平的可用性定期付费）以及自愿绿色溢价定价等。在这些机制下， 企业可以转型并实施新的经营模式。但这也需要进一步制定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

（三）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也可通过实施针对性的奖励计划和降低风险措施来创造有利环境， 包括碳税 / 碳定价、差价合同、资本 / 税收优惠、特定项目赠款、贷款担保和其他提高需求和信用的措施。作为投资者和协调者， 多边开发银行可利用融资来推动资金流动，激活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资金流动，为突破性技术有针对性地提供可信任的特惠资本、技术援助等，并开发一系列可投资的机会。同样，经济合作机构可通过扩大有针对性的债务融资、提供信用保险来帮助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出口信贷机构、多边开发银行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类金融机构将它们承担的部分风险分散到商业信贷和政治风险保险市场。保险公司认为自己的主要作用是降低风险， 否则它们不会进行商业承保。如果处理得当，这一机制可成为公共资本以较低成本调动和撬动商业资本的有力方式。每一项行动都将促进私人资本流动， 但需要在特定的国家 / 部门 / 技术范围内仔细加以考虑， 以确保公共资本的有效利用。

三、实施公共干预，加快融资进展

在现有协定、环境和风险约束下， 金融行业扩大投资规模的能力非常有限。这需要政策制定者来纠正市场失灵，制定去风险化措施，激励先行者，并鼓励多边开发银行作为主要投资者提供明确的管理，实施相关干预措施。2012 年， 世界银行制定了“绿色投资环境”总体框架，将其定义为“基于政策、方案、立法、机构、财政和金融干预措施以及旨在促进经济绿色增长的其他措施，营造环境友好型的投资环境” 。

（一）通过刺激需求和降低创新风险，提高突破性技术的财务可行性

通过降低风险与实现收益权衡可以实现早期行动者融资和解决方案的采用。公共部门需要考虑两个关键杠杆： 一是实施扩大需求措施，如绿色指令（如可持续航空燃料）、采购要求（如电力采购协议）和价格支持措施（如碳定价）。

‖ 表 1 绿色投资环境框架政策推动因素

这将刺激对绿色产品的需求，确保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充足的边际收益。二是发挥政府部门在降低创新风险方面的作用， 从而吸引融资。具体措施包括制定市场解决方案以降低技术性能风险（ 如设备保证），建立可靠的生产投入供应链（如市政原料供应）， 以及有针对性的拨款投资，以促进大胆的创新。

（二）制定激励政策，提高收益的长期可预测性

由于金融机构追求更长期限的稳定收益，短期激励计划的作用有限，特别是在吸引长期资本方面。延长激励计划的期限（如航空燃料的低碳燃料标准）， 且必要时在正式协议（ 如差价合同） 中承保，可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资本成本，

提高保险公司承保投资风险意愿和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意愿。

（三）设计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促进金融部门的广泛参与

应设计各种工具和政策，以促进不同来源投资方的参与。需要保险公司、资产所有者、资产管理公司、长期资本和其他私有资本共同填补投资缺口。因此， 需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吸引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例如，税收股权激励、免税和政府对项目的拨款补助等金融手段可以增加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投入。贷款担保和优惠资本是降低早期气候导向投资风险的最有效机制。

（四）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发挥管理作用

多边开发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等公共资本提供方应考虑利用其融资能力成为主要投资者。多边开发银行应在该体系中发挥作用， 牵头资助突破性技术项目， 并为扩大企业和金融合作伙伴机构的创新机会提供技术援助， 也可以通过混合金融和保险更好地利用公有资本。多边开发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在为金融部门提供关于国家宏伟目标、即将实施的举措和现有方案等方面， 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到目前为止，出口信贷机构在资助转型工作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但他们可以通过提供以气候为重点的贷款、担保和保险产品， 为转型过程中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例如航运部门贷款的资本制约，金融部门增加融资规模的意愿可能有限，因此，需要制定出口融资战略， 特别是针对难以削减行业的战略。

（五）协调全球计划和授权以规避套利

本地化、各自为政的监管活动和公共部门计划可能会导致相关措施成效有限。因此，需要全球跨部门和跨技术的协调响应，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确保绿色解决方案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例如，航空部门最有可能通过全球统一的可持续航空燃料混合指令，而非本地化 / 特定国家的混合指令，从而成功实现脱碳。本地化 / 特定国家的混合指令将使受影响的航空公司处于竞争劣势， 并减缓可持续航空燃料全球生产和分销网络的扩增。

（六）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认证， 实现数据共享

政府部门应帮助制定绿色标准、测量、认证和验证框架，以降低绿色环保风险。这包括使用绿色原则来促进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致性和透明度。在多边机构、私营部门和非盈利组织已经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政策信号有助于为相应的工作增加可信度。例如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绿色债券原则和贷款市场协会绿色贷款原则， 就是传递出的积极政策信号。

此外，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协调国家参考数据的收集和共享，来解决因数据有限而导致的市场效率低下问题。例如， 除创建国家气候数据中心外，公共机构还可以共享关于自身投资的详细数据， 如利用收益的贷款担保、保险范围等数据。

（七）指导国家目标和发展路径设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金融机构进行交流沟通有助于设定预期目标、传达国家优先事项并为体现国家或地区具体情况的低碳路径提供可信度， 还有助于在实现净零排放转型的路径上推动“信念”和“融合”的发展， 促进协调发展。

此外，也有利于引导资本流向需求和影响最大的领域。例如，在详细路线图的支持下，重点部门的沟通将可以确保转型过程中的一致性和确定性。交流沟通还允许优先处理有限的生产投入，如城市垃圾，并扩大氢气等公共投入的规模。

‖ 表 2 创新基于产业金融合作的变革性经营模式

（八）鼓励提供绿色贷款和转型贷款，同时规避撤资风险

必须发出强烈而明确的信号，鼓励投资绿色技术以及碳减排困难的褐色技术行业。如果不仔细考虑和制定气候政策， 金融机构可能会无意中受到影响， 从重要的经济活动中撤资， 而不是帮助它们转型。例如，为“绿色资产”而不是为“绿化资产和活动”设计的关键绩效指标和激励措施过于狭隘， 可能会阻碍对基本活动的提供资金支持。同样，如果思考不周全， 监管行动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可能会无意中阻碍气候资金流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不符合“公正转型” 的目标。

四、结论

单个行动无法解决潜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只会造成重大的投资缺口。因此， 有必要共同设计新的解决方案， 建立集体行动机制，着重于创新型融资方式、新的经营模式以及去风险化措施， 通过

制定蓝图和建立集体行动机制来解决增加可融资性的问题。一是需要在赋能生态系统的支持下进行开创性的资本混合， 将不同来源的公有和私有资本融入特定技术的融资蓝图。为有效实现这一点， 促成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协作的机制不可或缺。二是变革性的经营模式必不可少， 产业参与方与资本提供方携手合作，建立新的合同和经营模式，以增加商业成功的可能性。转型可通过刺激需求和建立可靠、可扩张的供给来实现。三是有针对性的公共干预至关重要，重点在于制定激励和去风险化方案。奖励采用创新技术解决方案的先行者， 并降低这些创新解决方案特有的投资风险。（文︱ 李丹 赛迪智库材料工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