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来源。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使用以及经济新形态、新模式的不断发展、壮大，就业市场也迎来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些传统工作岗位被取代，一些新工作岗位被创造，灵

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被不断放大，引发了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对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市场发展走向的持续关注，本文试图来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总体影响。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判断

目前，对“就业”的理解主要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和经营收入。中国国家统计机构用的是“从业人员”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统计意义上的就业人员。从定义可以看出，就业是一个统计学概念。

中国对就业的研究与统计始于1952年，当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统计局，并开始对劳动就业状况进行调查。西方国家对就业的统计一般认为是在1890年，当年美、英等国家设立统计专业，并将其应用于对经济社会现象的研究。但由于就业与人口、经济高度相关，那时还没有类似国民生产总值这样的统计方法和体系，加之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相对准确的就业统计数据难以获取。因此，中西方真正在统计学层面上对就业数据的研究，大体都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

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对就业的影响也是颠覆性的。工业革命之前，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领域，农民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农民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生产规模较小，无从获取所谓的工作报酬。这种就业更像是一种生存需要。

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取代了农业的位置，工人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主要职业。从这时开始，生产的产品不再是满足个人生存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社会总需求；工人不是为自己工作，而是为特定雇主工作并取得报酬。因此，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范围内开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就业市场。

工业革命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利好是长远的，给就业带来的利好也是空前的。

数据显示，1750年以前，全世界的人均收入每隔6000年才翻一番，1750年以后每50年就翻一番。人均收入的普遍快速增长，主要还是得益于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工业革命对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也包括因技术发展给就业市场带来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自己自主的自然经济被满足社会化需要的商品经济所取代，生产方式也从手工工厂变成机器化大生产，工人的技能得到普遍提升，这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这种变革还促使生产资料通过市场交易、流通后聚集在少数资本家、企业家手上，他们能够雇佣更多的人为其工作并支付报酬，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供市场交易，生产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并重塑整个就业市场。

工业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局部、短期失业，但从整体来看技术给劳动者和就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会引起失业，像西斯蒙、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持有类似观点。

还有一些古典经济学家持反对观点，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从而刺激需求的增长，企业也会雇佣更多的工人，像斯密、李嘉图就持有类似观点。

从工业革命之后的发展来看，显然后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生产规模、深化了制造业分工、催生了新就业岗位，就业市场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来看，都迎来大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就业格局的演变分析

第一，从家庭式自我雇佣转向企业化规范雇佣。前工业革命时期，所谓就业主要停留在自给自足和维持生存阶段，是家庭式的自我雇佣。工业革命之后，由于众所众知的原因，资本、技术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而资本和技术又天然具有垄断性，必然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些少数人再雇佣、组织劳动力为其工作，从而形成一种雇佣与被雇佣、支付报酬与取得报酬的新型社会关系，真正的就业市场开始形成。而随着人类文明意识的觉醒，有关劳动福利、劳动者权利被逐渐得到重视，就业市场逐渐走向规范。

第二，从阶级类型中诞生“中产阶级”就业群体。工业革命以前，人类阶级类型比较少。但工业革命催生了新的群体——中产阶级。何为中产阶级？一般认为，主要看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工业革命发生后，生产资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再也不是最值钱的生产要素，而是资本。这也导致了很多职业被社会所重视，比如律师和医生。历史继续发展，工业革命继续扩大化，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岗位，比如高级技术工人等。

而要成为中产阶级，还必须注重专业知识和教育，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工作和收入。当然，对中产阶级如何定义，各国尚未有统一认识。有的国家直接将收入靠前的一部分人口纳为中产阶级，有的国家将人均年收入在一定数值以上的人口视为中产阶级。中国没有用中产阶级这个提法，而是用“中等收入群体”的表述，更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对收入水平的衡量。

第三，从取代技术带来的短暂失业转向使能技术带来的就业发展。经济学家将技术分为使能技术和取代技术。使能技术是能够被广泛地应用并能协助现有科技作出重大进步的技术。一般认为，使能技术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和产品创新，带来新就业。取代技术是指用新技术取代传统技能的技术，一般会造成相关行业失业。

纵观人类历史，工业革命进行到哪里，短期内哪里就会出现失业现象，还伴随着财富的分配不平等。比较典型的是工业革命之后呈现的“恩格斯停顿”现象。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英国经济增长很快，但很多工人的实际工资却降低了。经济史学家将恩格斯观察到的这种现象称为“恩格斯停顿”。但随后“恩格斯停顿”突然消失了，一般解释为：一种使能技术最开始表现为取代效应，因为人工效率比不过新技术，从而造成短期失业；随着新技术逐渐成熟和工人技能的增强，新技术对其他行业的效率提升、对新行业的带动开始发挥作用，间接就业岗位被创造了出来。

数字经济影响就业市场的理论机理

第一，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就业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经济增长，二是就业弹性增加。经济增长是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良方，如果没有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就业状况很难有较大改善。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通常被理解为即每一单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

一般认为，数字经济推动了数字产业化发展，催生了新就业模式和形态打造，有助于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有助于创造就业，其就业弹性相对比较高。根据经合组织基于其成员国两个世纪以来的数据研究表明，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性，尽管短期内科技进步可能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长期蕴含的巨大创造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可以忽略。

第二，数字经济影响就业规模。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取代效应与创造效应是同时存在的，短期上取代效应可能大于创造效应，但长期上创造效更显著。从创造效应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带动劳动者收入增加，刺激了新消费需求，新需求又可以激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研发新产品，创造新就业机会；数字经济带动了灵活就业，使得原本受雇佣关系约束的人口可以灵活参与就业，劳动力的流动更加自由。

此外，一些特殊就业群体也获得了更加公平、灵活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劳动力市场半径的拓展。从取代效应来看：为追求高效率与低成本，生产者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有所降低，劳动密集型就业人群会受到冲击；但从长远看，数字技术对就业的创造效应最终会抵消取代效应，从而使得就业总量提高。

第三，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结构。就业结构一般指国民经济各部门所占用的劳动数量比例，包括产业就业结构、区域就业结构等。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劳动力就业结构将发生巨大影响。

以从产业就业结构为例看，第一产业将提高集约化、智能化水平，更多农业劳动力被释放。第二产业将提高自动化水平和智能机器人的使用，传统制造业岗位将持续减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渗透进各行各业，形成如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商贸等新经济模式。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技术普及发展，常规性、重复性的工作有被取代的趋势，第一、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将减少，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吸引更多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

第四，数字经济带动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也被称为灵活用工，具有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时间等特点，可以稳就业和保就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灵活就业的岗位主要集中在近些年兴起的主播、自媒体以及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工作岗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约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约1300万名，接近全国人口的1%。“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数字技术以信息化手段连接就业人员和用人企业，为灵活就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此外，从企业角度看，灵活用工满足企业弹性用工、短期用工需求，也成为市场新需要。

数字经济背景下就业市场发展路径探析

第一，鼓励自主技术创新，放大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作用。如本文所述，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既有创造、补偿的正面作用，也有替代、冲击的负面作用。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虽然对一些劳动密集型岗位就有替代作用，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新经济形态的出现、新职业岗位的涌现，其对就业将表现为较强的补偿作用。一般认为，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技术创新做得越好，技术的独有性、可扩散性就越强，越有利于技术发展、经济增长，进而带动就业增长。

一是着力构建适应性政策环境。数字技术带动了新就业形态发展，也引发了与原有就业形态之间管理规则的冲突，要密切关注就业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就业等管理规则。二是建立健全有利于数字技术创新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终生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人员技能培训与新工作岗位需求对接，形成技术创新与就业创造的良性互动。三是着力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带动实体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间接促进就业水平的提升。

第二，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注重中小企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中小企业更是“稳就业”的主力军。

目前，全球就业人口中的70%主要是由中小企业解决的，我国中小微企业更是贡献了85%的就业岗位。在数字经济时代，要通过数字技术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让中小企业凭借其就业创造优势对劳动力市场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推广数字化应用，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对不同层次中小企业给予创新补贴或者实行税收减免优惠，带动其吸纳更多就业者。另一方面，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加大对技术资源要素的投入，促使中小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企业形态，提高经营效率，改善用人需求结构，带动其吸纳更多高层次就业人员。

第三，积极发展普惠金融，提升金融对就业的支持作用。中小微企业对资金和社会资源要求较低，数字普惠金融能较容易地帮助他们获得所需的信贷资金和信息资源。

同时，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还能够降低金融交易成本、金融机构用户获取成本，拓宽金融服务范畴，更好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就业。一是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商业银行积极运用金融科技与数字化技术，运用大数据手段全面了解客户真实需求，有效提升金融机构获客的数量与质量。二是完善普惠金融扶持就业贷款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为个体经营者提供信贷支持、金融产品等金融服务，支持居民和家庭创新创业。三是积极实施灵活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有关部门要会同金融机构对有创业意愿、潜力和能力的人，积极提供创业指导和资金支持，帮助就业者提高劳动素质和职业技能。

第四，发挥平台经济潜力，激发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平台经济作为新的业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可以直接吸纳劳动力就业。平台经济还通过自身规模经济效应，赋能社会各行各业经济活动高效开展，通过调动经济活力间接稳定就业。

有关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网上外卖、在线办公和在线医疗等数字技术服务用户量分别达到5.44亿、4.69亿和2.98亿，间接带动了就业市场的发展。一是积极推动新就业形态创新发展。加快发展移动出行、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新经济模式，为劳动者灵活就业、居家就业提供更多保障。加强对数字化、沉浸式、互动式旅游项目的研发设计，做好线上旅游产品宣传营销，发挥数字文化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二是尽快完善灵活就业配套政策保障。针对灵活就业出台相关政策条例，实现对不同就业人群的有效引导。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跨区域的特点，积极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基础相对薄弱地区的人员，提供更多从事数字经济职业岗位。

第五，加强政策制度保障，发挥灵活就业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扩群”作用。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阶层中的缓冲层，能够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冲突。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过渡层主要包括具有一定技能或从事经营活动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是平台经济模式下就业的主力人群。确保这部分人群的数量和收入的稳定性，是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重要途径。一是探索建立数字技能培训“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机制。对因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导致的技术性失业人口，在其申请失业时自动启动救济机制，进行动态干预，确保灵活就业人群不因短期失业而陷入困境。二是支持平台企业为灵活就业创造条件。鼓励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充分挖掘科技创新潜能，带动平台上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灵活就业岗位。三是健全灵活就业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对灵活就业者给予社保补贴，并着力破解灵活就业者面临的账户转移衔接困难、风险补偿困难等，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文︱杜庆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